在醉白池公园轿厅附近的地面上，嵌置着6块字迹斑驳的石碑，上面写着“育婴堂奉文保管界”。这界碑距今已有150多年了，它记录了松江府治育婴堂一段曲折而心酸的历史。

　　育婴堂是封建社会专门收养孤儿的慈善机构，兴起于清朝初期。松江府治醉白池始建于康熙年间，最初建在水云亭南，始建者许缵曾是松江邦彦许乐善的曾孙，徐光启孙女甘第大的儿子。徐氏一家热心天主教传教事业，甘第大也不例外，不仅捐建邱家湾天主教堂，还经常捐助传教经费，接济贫苦百姓。正在母亲的影响下，许缵曾与郡人联名呈请松江知府鲁超，向地方各大小官员劝捐，创办了育婴堂。在松江热心慈善人士的齐心协力下，育婴堂的规模越建越大。自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正月起，至三十五年（1696）九月，共收弃婴5480名，输银18330两。后来育婴堂后移至白龙潭。旋兴旋废。

　　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，地方绅士杜昌意、吴敬枢等捐资四千缗为基金，重建育婴堂。与之前不同的是，此次重建的育婴堂由松江府七县乡绅合办，并经府、县立案，接收七县弃婴。弃婴先由各乡镇接婴局接收后送到育婴堂。为了方便接送婴儿，他们选择了“地处四冲，城乡两便”的超果寺西南角的房屋。由于社会动荡，弃婴数量不断增加，育婴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。道光年间，育婴堂购买了河西醉白池的房屋，改建为仓房、仓厅和账房，并增建临街平房，作为办事之用，共计40余间。自此，育婴堂分为东西二堂。位于原址的东堂管理收育婴孩，一切支销出账；位于醉白池的西堂则专管收租收捐，办理入账。

　　在清末动荡的岁月里，育婴堂虽受战乱影响，屡兴屡废，但松江热心慈善之人未有减少，为维系这个呵护社会未来希望的慈善机构作出很多努力。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郡人仇炳台重订规条，恢复旧制，修理房屋，接收婴孩。当时育婴堂有田产3560亩，并有娄县荡租、南汇牧马地草息和各厅县官捐丝茶捐、米捐、青浦典当捐等收入作为经费。这些田租产业后来又陆续增加，数量十分庞大。当时育婴堂的规章制度可谓十分完善，尤其是接收、养育婴儿的东堂，不仅制定了接收婴儿、招聘内育乳妇、定期考察外领乳妇和过继家庭的制度，对于堂内的总察、司账、司衣、司药、杂务等都有详细规定。这些堂规即便在今日读来，也觉得甚微周到妥帖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育婴堂开办了蒙养院，是松江最早的幼儿园。四年后，总董姚筠在育婴堂旁创建广育院，作为堂中孤儿半工半读学习手艺的场所，亦是出于给予育婴堂中长大的孤儿受教育机会的考虑。

　　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，以土地收益为主要收入来源，资金的筹措越为稳定，育婴的实际成绩却在“稳定地恶化”。新收婴儿不断增加，每年的增长率甚至高达30%以上；与此相对应的，则是婴儿的死亡率也在增加，最高曾达48%至50%。自民国十二年成立七县慈善事业董事会起，至抗战前后，育婴堂更是被地方豪强插手，官私勾结，朋比分肥，成为地方有势力者所侵吞的一块肥肉。封尊五在参观育婴堂后曾写下这样的回忆：“婴儿大多营养不足，显见瘦弱”，“在堂婴儿有病，也备有医药治疗。但未免失于调理，往往夭折。死亡后，尸体用石灰总瘗于婴塚，之见累累婴尸，颇使人惨不忍睹”。据醉白池的老员工说，醉白池在重建时，还曾挖出一瓮瓮的婴儿尸骨。原本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父母子女，迫于生存不得不骨肉分离；原本应是婴儿乐土的育婴堂却成为地方豪强谋利机构，他们只顾自己利益，而弃婴儿饱暖死活于不顾，让人惋惜婴儿遭遇之时平添无限愤慨。

　　在育婴堂与醉白池兴衰与共的日子里，它保护了醉白池在太平天国动乱中幸免于摧折败坏。历任育婴堂的主事也对醉白池多加修葺爱护，如道、咸年间叶珪建宝成楼、征租亭、大小湖亭等建筑，民国时蔡光耀移邦彦石刻和赵孟頫手书《前、后赤壁赋》石刻等于池周廊壁之间。如今育婴堂已不在，而醉白池经过修缮与扩建，焕发出新的活力。唯有那几块石碑，仍在默默地守护育婴堂的历史与记忆。